细思极恐:老人和妇女支撑的中国农业,离大危机还有多远?

农机1688网2018-05-13 09:11:59



摘要:现在很多地方搞所谓的城镇化,就是以消灭农民为主,将农民与世代相依为命的土地分离。这样的城镇化如果遍地开花,引起的社会问题将是十分巨大的,将会严重动摇国家存在的根基。


“万元户”返贫一把辛酸泪啊


“万元户”这个名词,对于今天的80后或90后青年来说可能是很陌生的,而对于那些50后或60后来说,则是非常熟悉不过的。所谓“万元户”,顾名思义就是存款在万元以上的家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物价连续稳定了四十多年。万元这个数目,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讲,是非常令人眼红的。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两块水果糖仅出售1分钱,一斤上好的有机西红柿价格只值三分钱。“万元户”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大体上是由农村专业户和城镇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早期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单干致富。“发家致富”这个几千年来农民的梦想,总算等到机会可以实现了。



在那个一斤粮食不到两角钱,国家工作人员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的年代,农民能成为“万元户”确实了不起。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在逐步提高,“万元户”也就不再是最富裕的人家了。进入21世纪,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万元户”的说法已演化成了“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的调侃。这一变化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更反映了人们对财富追求欲望的无限放大。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许多农民通过种植粮食、经济作物以及经商、打工等方式,使家庭年收入超过了1万元;城镇居民则通过经营个体生意使年收入也超过1万元。在那个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的年代,“万元户”就成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当时,每个地方“万元户”并不是很多,因此“万元户”就成了当时富裕户的代名词。许多地方还给“万元户”挂红花,在全县大会上予以表彰。


改革开放之初,政策因素将农民长期受压制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出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由于农民固有的自私行为,一些人多出工不出力,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那些有力气的农户不愿意与那些老弱懒的家庭合作,单干在短时间内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长,农民的这种生产积极性在强大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面前,很快被击溃。没有合作的力量,单干的农民重新回到贫困,其中包括不少当年以种粮为主的“万元户”。


2013年春节,我与农民们聊天,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蒋文强,我的初中同学、当年的万元户,2003年的春节过得很凄凉。他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生活都出现了困难,春节是向亲戚们借了300元买了点简单的年货度过的。


蒋文强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即上世纪70年代末,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了。大家都知道,33年前的2万元,其购买力是能抵现在的100万元的。我的这位同学是农村经济改革的首批受益者,是当年令人眼热的“万元户”。


过去30多年中,蒋文强依然十分勤快,而且付出得更多了。为什么当年的“万元户”,返贫成了“举债户”呢? 原因是由大环境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政策造成的。经过详细的了解,初步了解到蒋文强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


当村里很多人外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济南、青岛、大连、临沂打工,传回来年收入远比在家种地强的消息时,我的同学并不为之心动,而是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3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200-600倍!他现在再挣回2万元,其购买力连当年的200元都不到。因此,谁从事农业谁吃亏。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停留,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


农民长期从事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当年“万元户”蒋文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了胳膊进了医院。农民进了医院就由着人宰割,高昂的医疗费用中,很多花费是与治理无关的(如没完没了的各项检测)。为治理胳膊,老同学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蒋文强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年轻人不懂得劳动保护,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工地老板以年轻人没有戴防护面罩为由,拒绝支付工伤费,他们只好认倒霉。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


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促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上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上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三生有缘”,说什么年轻一对、丈母娘一对、公婆一对,聚到一起就是缘,其寓意俗不可耐。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文强就一个宝贝儿子,这在农村是少有的,因此对孩子就十分疼爱。为了给孩子娶媳妇,非常舍得花钱。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不够,只得去使高利贷。



四是养猪赔钱


农民越穷就越想翻身,而违背自然规律的种养殖方式增大了挣钱风险。蒋文强2012年养殖了50头猪,养殖时间从原来的一年多缩小到不足4个月,猪很容易生病死亡。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


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养殖出现的灾难,蒋文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使高利贷,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造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万元户”,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是典型的老实农民被逆淘汰。几十年来,蒋文强为国家贡献了几十万斤粮食,出售了一千多头猪,一百多头牛,而今他已一贫如洗。来年的出路在哪里呢?也许老两口加上新婚的小两口不得已进城去打工。对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农民,将含泪告别养育他的土地,告别他辛苦积攒起来的农家大院,进城去打工,从此铁将军把门。



“谁种地、谁吃亏”粮财倒挂是隐患


2015年8月22日,新华网发表记者王宇的文章称,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的一份调研报告称,占全国粮食总产量近四分之三的我国800个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却超过100个,贫困人口达3600万。粮食产量与县级财力“粮财倒挂”现象十分明显,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隐患。


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在对全国800个产粮大县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在十三五时期加快实施800个产粮大县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建议》的调研报告,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报告认为,粮食生产占全国粮食总产量73.64%的800个产粮大县,一直都是我国粮食生产的主力军,但这些产粮大县的发展普遍落后,综合城镇化率仅为24%左右,国家级贫困县竟达105个之多。许多产粮大县仍是财政穷县,日益陷入粮食贡献越大、地方财政收入越少、农民收入越低、经济越落后的怪圈,已严重影响地方政府抓农业生产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给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调研报告显示,我国粮食主产区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八成,产粮大县多是财政穷县。以我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省为例,该省的70个产粮大县中,43个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21个县是省级或国家级贫困县,60个县要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


从上面的报道来看,如果我国粮食真的如有关部门宣称的那样,实现了“十二连增”,我国生产了6.3亿吨粮的话,我国800个产粮大县贡献了4.5亿吨,即贡献率为71%,遗憾的是,800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105个,占13%。且不说其他的县是否为省级或其他类型的贫困县,产粮大县中发达的似乎不多,总收入连国家的平均水平都达不到,还差20%。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在当前市场化农业提前下:谁种地、谁吃亏。



笔者掌握的信息是,我国的粮食安全还是很不容乐观的,如果将大豆折算为主粮,早就突破亿吨(大豆的产量远低于小麦玉米)。2015年我国进口粮高达1.3亿吨,进口的粮食够2亿人吃。


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中,有50%的省份粮食不足。其中海南、青海、福建、浙江、上海、北京等等自足率只有12%-56%,粮食真正富裕的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等少数省份,自给率150%-375%;而甘肃、宁夏、江苏、湖南、四川等刚好够用(自给率102%-107%),几乎无粮可调。


笔者有幸参加了上述研讨会,并被选为小康研究会专家智库高级研究员。在会上,我呼吁国家重视生态农业,即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让农民愿意种地,释放城市的消费力量,带动新型产业经济发展,同时破解环境保护与人体健康保障难题。当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释放严重,60%以上的化肥,80%以上的农药并没有用来满足作物生长需要或为作物健康保健护航,而是进入环境,污染了环境和食物链,造成国民身体素质下降。


作为优质农业的前提条件,从事农业的农民必须在专家指导下,告别农业中的有害物质,生产好口感健康的食品,否则城市消费人群的购买力无法释放出来。生态农业满足的不会是小众,而是大部分城乡居民(一线生产的农民最先满足)。国家对农业补贴、环保治理、医疗投入的大量补助也应当向从事生态农业的人群倾斜。否则,将来将没有人愿意种地!



走进空心村将家交给了铁锁


2009年10月,笔者陪同新华社记者宫一栋赴山东沂蒙山区考察新农村建设,所见所闻令人心情十分沉重。在一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的村庄,村里有一位女孩,为了替家里还债,同父亲一道闯上海,做起了山东煎饼生意。几年下来,便还清了外债。在她的带领下,村里乃至县里3000多人也到上海打拼。这个村原本有1256人,如今常住人口不足300人,多为老人、妇女和孩子。一个80多岁的老汉,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他孤独地坐在自家院子门前,叹着气说:“我老了,干不了活,孩子们守着我也没用,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


回到笔者出生的村子,也发现同样的现象。该村是沂蒙山区少有的平原区,一条小河弯弯流过村庄,沿着小河自然分布许多村庄。人口800至1000人不等,算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农民平均有土地1.2亩,主要从事传统种植业。26年前笔者上大学时,这里刚有了电,铁路还没有,乡村公路自然是奢望。


如今村里虽然通了公路,但小河岸边的天然植被没有了,沙子几乎被盗卖一空。村民们的房子都翻盖一新,通了大街,铺了水泥路。如果从这表面现象看,似乎新农村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仔细考察,却发现农民们看似“过上好日子”,实则背后满是辛酸。因为,很多人家都进城谋生了,剩余的是个村落的空架子。一家人家的看门狗饿死好久了,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在另一个村庄,不到晚上7点,就见村里漆黑一片,大街上几乎听不见孩子们玩耍的喧闹。


为什么农民“倾巢而出”去打工?为什么会出现“空心村”?让我们来算算农民的一笔账就明白了。



种地成本太高了。以每亩计算,化肥需要200元;机械耕地40元,浇水80元;农药20元;除草剂10元;机器收获40元;种子30元,总共种地成本420元。那么,农民能够收入多少呢?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800~900斤,价格0.6~0.7元/斤。我们就按最高的产量和最理想的价格计算,每亩地的净收入只有840元。如遇天旱,化肥、农药、地膜涨价,收入只有500~600元。种两季只收一季,还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多。


种植大蒜、西瓜收入高些,农民纷纷弃粮种菜种瓜。即使如此,风险也很大,大蒜滞销的年份,只有5分钱一斤,连成本也收不回来。就是加上养的猪、喂的鸡,再种植一半的经济作物,一个四口之家全年的收入也不足6000元。


再看看花费情况:笔者老家村支书家里有两个学生。上大学的儿子每年最低需1万元,上高中的女儿最省也得5000元;人情往来1000元;留生产成本1000元;水电费50元,冬季取暖500元。这些简单的开支就达17550元。而家里还不能有病人,否则就是倾家荡产。因为,农民们压根儿没有将生病的开支考虑在内,小病小灾完全是用身体扛过来的。


如果儿子要结婚盖房,约5万;女儿出嫁购嫁妆,约1万元。这些费用都是要慢慢积累的。迫不得已就得借高利贷,利息最高达25%,因为困难家庭即使向亲戚借钱也借不出来了,银行更不愿意贷款给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去打工。



2011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祭祖。因为事先没有和老家的人打招呼,走到几个亲戚家里,好几家都不在。只好将带来的礼物,放在亲戚的门口,等他们回来时再取。毫无例外的事,许多家的大门都是“铁将军”把门,偌大的一个村子,大白天的,冷冷清清,除了偶尔见到几个老人,听不到孩子的游戏的笑声,听不到妇女的歌声。中国当今农村呈现了和平年代空前的衰败。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一二十年。


笔者小时候,农村几乎是不上锁的。那时候很少有小偷,白天关大门是不吉利的,因此很多人家几乎都是大门敞开的;白天下地干活,也开着门出去。只有出远门了,才将门锁上,而钥匙就放在窗台或者门口的一块石头下面压者的。今天,看到众多的“铁将军”把门,心头充满了酸楚。


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衰败为代价的。在城市里,农民建造了高楼大厦;修马路、挖地铁;在工厂里,中国农民的优秀儿女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远离他们家乡的空野里,中国农民修高铁、建高速公路、建水电站、建核电站。中国经济的腾飞,就是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创造的。


中国创造的巨额财富,养活了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中国消耗了不可再生的资源,牺牲了生态环境,牺牲了农民的健康乃至生命,最终换回了中国城市的歌舞升生平,美国人的狂傲,中国乡村的高度衰败。


曾几何时,我们雄心壮志地建设新农村,这个过程从蒋介石的时代就开始,我们曾经出现过热火朝天的中国农民当家作主、集体劳作的局面。而今,中国农民盖上了瓦房,看上了彩电,开上了摩托车的时候,却抛弃了他们热恋的故土好家乡,来到了城市,将新瓦房留给了父母;或者父母也进城照看他们的孙辈,将家交给了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