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运中国】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特辑(一)——危亡

寰球红言2018-04-24 14:29:48

(作者为共产主义联合会会员雨轩同志)

松花江上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以区区300人的兵力击溃了沈阳北大营的8000守军,当夜攻占北大营,第二天即占领沈阳全城;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人数不到2万的关东军赶跑了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东三省就此沦丧敌手,3000万父老成为亡国奴。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张学良在9月6日发给臧式毅、荣臻的一封电报(史称“鱼电”)。由于十分重要,全文摘录如下: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正是由于这封电报,18日沈阳守军向参谋长请示行动时荣臻才敢于发布那道臭名昭著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日军占领沈阳

由此可知,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达的。但是张学良所代表的更是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政府的意志。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早在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也就是说,蒋介石决心要等到亡国“光荣”的时候,才做抵抗。因此他决定对日道歉,并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蒋介石不但拥有中国近代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也一直默许、肯定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根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我们发现如下信息:

(1931)7.12 乙.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此时背景为万宝山事件,此电文被日方窃取,由驻北平参赞矢野于7月24日电告币原外相,进一步刺激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1)7.13 乙.于右任电张学良,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应加体会。

(1931)9.11 丙.蒋中正电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冲突。(此处的冲突是指中村事件,为九一八导火索之一)


《顾维钧回忆录》也提及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委员长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缘故,要我首当其冲。”


从上述电文和顾维钧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否定了张学良集团“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要求,而“必须对日谈判”(顾维钧非常含蓄的使用了“对日谈判”来替代“不抵抗”这个“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日军占领下的沈阳市区

而在沈阳沦陷后,9月19日晚8点召开的国民党中执委紧急会议上做出的《关于日军强占沈阳事件之应付案》决议居然只是“继续对日方提出抗议”,只字不提守土抵抗之事。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党部党员大会上更是对全国人民提出如下要求:“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次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政府此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就在《告全国国民书》发表的当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就这样,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忠实贯彻执行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决定。二十万东北军将士和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山海关,留下一片伪满洲国的“皇道乐土”,也由此拉开了十四年抗战的序幕。

报刊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

喋血淞沪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举国哗然。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早就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权力,以改变整个国家的被动局面。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无奈中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同一天,张学良也获准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之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这便是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而此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新的孙科政府,都在逐渐调整他们的对日方针。当时在宁粤双方上海统一会议上,秘密议定了今后对日方针的几项原则,其中一点是,今后“如果日军来进攻,我们应该抵抗,用武力来对付他,不要不抵抗”;同时“不主张对日宣战,因为日本没有对我宣战,我们抵抗与不主张宣战是没有抵触的”。


1932年1月11日,“在野”的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发表题为《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演,明确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四不”方针。不久后,汪精卫正式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他主张:如果日本进一步侵略,“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并认为“现在不能听其不和不战,而是应该和,应该战”,“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这里所谓的“最低限度”,就是指以日本的侵略不直接威胁到南京政府的统治为限。1月21日,蒋汪合流的新南京政府宣告成立,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也随之被确立为新政府的外交方针。从绝对不抵抗到为了求和而抵抗,南京政府终于在内外压力下前进了一小步,这也是大势所趋。


而就在新政府上台前夕,日本军部为了转移视线,同时也为了在中国核心地区建立侵略基地,蓄意挑起事端。上海和尚事件的发生便点燃了中日新危机的导火索。1月26日,日本海军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中方48小时内答复是否接受它提出的“道歉、惩凶、抚恤、取缔抗日活动及解散抗日会”四项要求。由于上述要求似乎尚未超过所谓“最后限度”,南京政府为避免发生冲突,竟屈服于日方压力全盘予以接收,何应钦还派宪兵一团准备接防原驻闸北的十九路军,以隔离中日军队。然而事实证明海军不过是想制造事端与陆军争功罢了,南京政府的避免冲突纯粹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1月28日11时,日军进攻闸北,十九路军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自发奋起还击,淞沪抗战的枪声终于打响。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的第十九路军

粤军势力出身的十九路军是一支具有北伐战争光荣传统,英勇善战的部队,一直也被看作是拥蒋的,蒋介石非嫡系的“嫡系”。他们奋起抗日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上下群情振奋,要求政府毅然实行抗战的呼声非常高涨。南京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同时,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对在中国一再让步的情况下,日本仍坚持诉诸武力,亦颇感意外和震惊。深恐日军有占领上海,威胁其统治地位的企图,蒋介石因此在日记中写道:

“闻昨日对上海日领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军,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必须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上海对南京政府的重要程度、国内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九一八后国联的冷漠表现以及英美势力对日本侵犯上海危及列强利益的强硬态度,既决定了国民政府对日作一定抵抗的必然性和它妥协的最大限度,又规定了他抵抗的不彻底性和妥协的必然性。当日本态度强硬,超过了南京政府妥协的最大限度时,它就以抵抗为主;反之,只要在限度之内,它总是力求妥协。因此,尽管不能说十九路军是抗命抗日,但是也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抵抗和十九路军的抵抗等同起来,认为十九路军执行了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事实上,在2月15日之前,淞沪抗战基本上是十九路军孤军同人数日益增大力量日益增多的日军作战。南京政府虽然对十九路军的抵抗表示了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大多是口头上的,并不是实质性的。直到15日中央军第五军正式加入战场,才标志着作为南京政府嫡系部队的中央军首次参加中国局部抗战,也使一二八淞沪抗战区别于九一八后的东北局部抗战,而成为第一次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抗战。南京政府终于从半观望态度转向了直接参与并领导。

上海商务印书馆遭日军轰炸

前面也说了,这样的抵抗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彻底的。自3月中日双方接收国联调停宣布停战后,日本担心英美势力会把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捆绑起来解决(国联3月11日的决议证明这种担心的对的),中日双方都希望尽快解决淞沪问题。因此,3月9日伪满洲国首脑粉墨登场后,国民政府随即发表宣言加以否认,但并无实际措施。3月13日蒋介石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

“东北成立伪国,完全为日方一手包办。政府痛恨溥仪等甘当傀儡,但如讨伐,则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发讨伐令。”


这实际上等于通知日方中国愿意舍弃东北为上海议和。于是,中日双方就在这样的“默契”下互递台阶,于停战两月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中国由此丧失了在上海的驻兵权,也为五年后惨烈的八一三抗战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路军,作为一二八之前坚定的拥蒋部队,一二八事变是十九路军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态度的转折点。十九路军将士对蒋介石坐视不救,拒绝增援的做法非常愤慨。他们曾先后参加第一、二、三次“围剿”,一场高兴圩血战,国军认为这一战是“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而红军的损失之大也为红军战争以来所仅有,毛泽东更是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指挥的五次败仗之一。十九路军的伤亡人数也和红军差不多,打了这一仗更是锐气尽挫,官兵都不想继续和红军对垒了。可一二八抗战后蒋介石又调十九路军前往福建“剿匪”,最终逼得他们走上了公开反蒋的道路,这是后话了。

 

“剿共”?“剿匪”!

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南京国民政府步步妥协,这时蒋介石的工作重心到底在哪里呢?

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在南昌督战“剿匪”。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从头到尾只有五个师在淞沪战场与日军作战,而与此同时有三十多个装备精良的师在江西“剿匪”。


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爆发,蒋介石依然在江西进行第四次“围剿”,匆匆与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后更是请来了被誉为“国防军之父”的德国顾问塞克特,调动百万大军于当年10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第五次“围剿”。


“清剿”,“进剿”,“会剿”,“围剿”,归根结底绕来绕去离不开一个“剿”。究竟是什么样的“匪”比日本人还重要?民国时期啸聚山林的土匪到处都有,为什么蒋介石偏偏对这样一支部队如此“热心”呢?


这一切,还得从1927年的一个南方小镇说起。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

1927年9月19日夜,湖南文家市。


里仁学校里,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起义的短短十天里冷静了下来,进攻平江、醴陵、浏阳县城的先后受挫,使他意识到长沙“啃不动”,于是他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进军,有人说他是想当“山大王”。毛泽东站起来反驳,说了这么一番话:

“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未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


毛泽东从学校借了一张地图,那罗霄山脉弯得像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我们要到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就这样,毛泽东开始了他“占山为王”的“共X匪”生涯,而蒋介石此刻大概还没有意识到,他长达二十年的“剿匪”生涯也正式开始了......


毛泽东走上武装斗争之路后,迅速成为中国红军的一面旗帜,从1927年秋收起义到1930年,不过三年多的功夫,在他的影响下,中国有13个省的300多个县发生了武装暴动,建立了大小15个红色根据地,建立了13个军的正式红军,共约6.27万人,稍后则发展至10万人,赤卫队也发展到10多万人。


蒋介石原以为1927年以后共产党的力量已经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剩下一点小小的力量,依靠各省军队的“清剿”和“会剿”,足可根株尽绝了。可没想到他和新军阀大战了三年,南方的共产党居然发展得这么快。此时由于李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趁军阀混战间隙侥幸占领了长沙,朱毛的红一军团也攻到了南昌城郊(这里毛泽东耍了个滑头,并未彻底执行李立三的错误决策)。一时间中外震惊,国民党报纸惊呼:共产党部队“三数日间陷落两大省会,设武汉再有不幸,则长江上游均属共有矣”。虽然红三军团占领长沙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1天,红一军团也并未真正占领南昌,但是这些报道惊醒了正埋头于中原大战的蒋介石,他下定决心在中原大战结束后“三个月内肃清共X匪”。


第一次“围剿”,10万国民党军围剿4万红军,结果“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次“围剿”,20万国民党军围剿3.5万红军,结果“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蒋介石这次采用的是步步为营战术)。


第三次“围剿”,30万国民党军围剿3万红军,结果“雷霆落,今日梁魁应活捉”。


第四次“围剿”,50万国民党军围剿7万红军,此时由于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军的领导职位。但是在朱德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一个月内全歼蒋介石三个由德械“包裹”起来的嫡系师,蒋介石听闻噩耗后哀呼: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委员长的隐痛实在不少orz)


1933年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阅兵式上

蒋介石愤怒了,他一生致力于建立“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准法西斯式统治,而他是决不能容忍一块块小小的苏区锲入他的统治腹地威胁他的权威的。因此他并没有气馁,他决定对日妥协,在不威胁他统治地位的前提下集中力量消灭“匪患”。一方面,他大力宣扬中日开战三日即亡国的言论;另一方面,训练军官购买军备,请德国顾问来制定“剿共”战略战术方针,可谓是磨刀霍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此时中国的天空,无疑是灰沉阴暗的:外有强敌步步蚕食,从东北到内蒙再到华北,侵略之手甚至已经伸向了江浙中心;内部不但有国共双方时刻进行的战争,还有国民党内大小军阀或明或暗的利益争夺。中国该向何处去,中国该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横在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面前的迫切问题。


答案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是唯一的也是无疑的,那就是建立起一个涵盖各革命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及进步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有爱国心的人联合起来,投入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去。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此时的共产党依旧是不成熟的,全党被“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统治着。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党中央看不清矛盾的转化:他们忽视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侵华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即英美等国对日本在远东的势力日益扩张的不满和担忧。因此他们才会提出不切实际不符国情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过左的错误主张;他们也没有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暂时下降的客观情况,过分地强调了中国各反革命派别进攻中国革命的一致性,从而忽略了中间阶层甚至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势力在抗日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有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其中的共产党党团把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改为召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的口号。教条主义者说中间有个“商”字,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而批评这个口号是“根本错误的”。这样,他们就使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广大的同盟者而陷于孤立的境地。


另外,在当时“左”的风气影响下,他们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自1927年以来,就一直有共产党人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中国的1917”“红军应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样的错误估计统治了全军全党,而后果则是灾难性的。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在停止进攻红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抗日的三条件下愿和国民党任何军队订立停战抗日协定的声明。然而到了11月,“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又占了上风,他们拿三项条件当儿戏,与愿意抗日反蒋的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大搞“假谈判”,坐视他们回过头来被蒋介石消灭,也因此错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良机。


奥托·布劳恩(李德)(1900-1974)

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左”倾的共产党立刻就为他们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策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来势汹汹的第五次“围剿”下,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居然提出荒谬的“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战术。结果当然不言自明,在百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下,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向西突围,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此期间毛泽东逐步回到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也在逐渐调整抗日方针,八一宣言便是中共脱离“左”倾关门主义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到达陕北根据地后,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即将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就是:必须以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共产党和红军为中心支柱,尽可能联合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又同他们的不同程度的动摇性、妥协性、反动性作必要的斗争。正如胡乔木所说:

“这个工作是1931年到1934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的长征中也是不可能完成的。直到这时,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下,党在八月一日发表了号召统一战线的宣言,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了《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十二月廿七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才满足了这个要求。”


然而,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这只不过是共产党的一厢情愿罢了。1935年底,面对东北军、十七路军、马家军以及源源不断赶来增援的中央军的封锁围剿,人困马乏、困守着陕北这一片贫瘠土地的万余红军该如何生存下去?他们又将如何把自己的一纸计划付诸现实呢?